一、立法与执法的现实困境

　　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出台对“两个毫不动摇”有着积极的意义。目前有较多的法律法规与民营经济相关，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保障中小阶级款项支付条例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。然而，法出多门，法律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。此外，尽管目前已有多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立法，但执法的规范性仍需加强。

　　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要义仍然是强调平等，确保机会均等。民营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享有平等地位。然而，现实中仍存在诸多问题。例如，地方保护主义是一个反复被讨论的话题。本地企业在外地提起诉讼时，一般胜诉概率较低，即使胜诉，执行到位的可能性也不大。这类问题反映出执法在公平、公正和公开透明方面仍有不足，亟需强化讨论和改进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地方财政压力加剧。前三季度，全国税收收入同比负增长超过5%，部分地区出现财政捉襟见肘的现象，甚至出现了“远洋捕捞”的行为。这表明，虽然立法本身没有问题，但在执法规范性和实际操作性方面仍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。这个问题非常重要。我国法律数量庞大，从全国到地方，立法总量可能全球领先。我曾在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10多年中的大量工作就是参与立法，如此众多的地方法规和条例不断涌现，但实际执行效果如何仍然需要评估。

　　二、民营经济的现实困境与投资意愿不足

　　我们常用“五六七八九”来概括民营经济的重要贡献：民营企业提供了超过50%的税收，60%以上的GDP，70%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，80%以上的就业岗位，以及90%以上的企业数量。然而，从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年报中可以看出，民营企业的利润占比仅为16%，相比2021年的18%下降了两个百分点。但截至今年上半年末，民企上市公司数量占比相比10年前提高了12个百分点，为73.4%，达到3925家；市值占比从38.8%提高到46.0%。尽管民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巨大，但上市公司的利润占比偏低，这是否可以解释民间投资意愿不足？原因何在？尽管这是上市公司的数据，未必能代表全国，但至少也算一个不小的样本。以小见大，现状并不乐观。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，今年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速为负，而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.4%。这一反差在资本市场中也得以体现：一级和一级半市场中，民间资本规模持续下降，而政府及国有资本的投资却在上升。此外，民间资金在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投入量也不大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逐渐成为股权投资市场的主力军。这种现象是否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关？尽管从杠杆率看，民营企业的杠杆率低于国有企业，但为何其投资意愿仍不足？

　　初步分析表明，中国经济面临显著的结构性问题。若将民间投资和PPI做比较分析，发现PPI下行时，民间投资增速通常也会放缓，反之亦然。自2012年至今，将近12年，大部分时间PPI都为负，只有2017、2018和2021年PPI在全年没有出现过负值。表明中国经济进入到减速调整阶段。从GDP增速看，2010年以后GDP增速持续放缓。另一个分水岭是在2021年后，房地产长周期进入下行阶段，由于民间投资在房地产领域的占比较高，所以其投资意愿明显下降。上述问题表明，除了在立法层面推动公平竞争、机会均等以及优化民营企业负面清单外，在结构调整和改革层面还需加大力度。

　　三、从法律到改革：破解民营经济发展瓶颈的路径

　　民营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与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密切相关，仅靠立法无法完全解决，必须依赖经济结构的再调整和深化改革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，中国经济存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。产能过剩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，使得企业不愿投资，PPI长期为负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毛利率，进一步减弱企业投资意愿。

　　为何PPI长期为负？为何产能过剩问题长期无法解决？这背后牵涉到居民部门、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分配问题。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，抑制了消费意愿。如果消费需求上升，产能过剩问题将得到缓解，民间投资意愿进而能大幅提升。此外，居民部门内部的财富分化问题也加剧了消费和投资的困境。截至今年10月末，居民存款余额接近150万亿，巨额储蓄未能转化为消费或投资，说明我国经济已经从过去的供给约束变成了需求约束。巨额居民储蓄宁愿呆在银行也不愿去花，为此需要研究我国居民部门的财富分化和阶层固化问题。二战后全球经历了近80年的和平发展阶段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财富的体量越来越大，但全球所有步入发达国家的数据表明，社会财富规模越大，财富的集中度就越高，分层现象愈发明显，亟需通过结构调整和改革推进。就我国而言，国有企业总资产规模很大，杠杆率水平过高，但是资产回报率偏低，是否应该继续深化国企改革？民企的杠杆率水平相对低，占总人口10%的居民（包括企业家）的储蓄规模巨大，杠杆率水平很低。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必须要推进国企改革，那么规模庞大的民间资金是否可以参与到国企改革过程中呢？

　　在全球普遍存在的经济分化和固化的过程中，我们也难以做到特立独行，那么，是否需要“搅拌”一下经济？让沉积在杯底的各种资源动起来，如果搅拌得好，那么整个经济就有活力，内循环就畅通了。

　　记得30年多年前，我还是一名青年学者，当时学术界热议的是如何避免3千亿元的居民存款（被喻为“笼中虎”）被提出来抢购商品。因为当时中国处于短缺经济时代，高通胀，受供给约束；如今，供给相对过剩，经济处在增量收缩中，受需求约束，150万亿元的巨额存款变成是“睡美人”。如果能通过优化政府、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之间，以及中央与地方、国企和民企、高收入与低收入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，让沉积的生产要素运转起来，则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以明显提升。

　　这方面的政策空间很大，虽然法律与立法层面非常重要，但这还不足以解决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诸多问题。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财税体制改革，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，可以为发展国有和民营经济发展的“两个毫不动摇”提供有力支持。

　　来源：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